Jeff Dean道歉，AI伦理学家Timnit Gebru回归

爱默生有句名言，“一个人就是他整天在想的东西”（Aman is what he thinks about all daylong）。是什么造成了一个人会想什么呢，管子的另一句名言可以解答，“仓禀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

　　文化上的问题很难通过文化来改进，只有先让大家变成一样有条件的人，他们才有可能认同和喜欢同一类事。换句话说，经济撕裂持续存在，文化撕裂就会持续存在，这个问题以前解决不了，未来恐怕也解决不了。

　　危害：孤岛丧钟

　　辛巴可能是极少数没必要从下往上跳的人。

　　辛巴原名辛有志，自称“农民的儿子”，这个现年 30 岁、坐拥 7000 万粉丝的快手头部主播，在直播带货界与李佳琦、薇娅成鼎足之势，最近频频因跨种类的争议窜上热搜，引得吃瓜群众一头雾水：“辛巴不是狮子王吗？辛有志是干嘛的？”

　　造成尴尬及舆情一边倒的原因很简单：辛巴的受众非常下沉。

　　在私域流量独步江湖的快手，“辛巴 818”位列平台六大家族之首，就在 11 月 1 日当天，辛巴 12 小时带货 18.8 亿，在刷新平台记录的同时也创下了直播电商新的单场记录。辛家一众门徒，像蛋蛋小盆友、时大漂亮、爱美食的猫妹妹，别看名字纯朴到一盘四国军棋能碰见三个，随便哪个的销售成绩都能吊打罗永浩。
 

　“知沟理论”（Knowledge Gap Theory）提出于 1970 年，它指的是信息垄断加剧阶层分化：在现代社会，由于富人通常比穷人更快地获知信息，因此，大众传媒传送的信息越多，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知识鸿沟就会越大。

　　当大都会与城乡结合部的认知鸿沟被拉开后，由算法主导的信息分发，非但没有拆除圈层间的壁垒，反而对其进行加固，形成回音壁。

　　“回音壁效应”是指认知会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不断加强，令人疲于思考，愈发偏执，无法接受相反意见。信息茧房一旦形成，就会不断加剧群体极化。

　　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，信息流通更多限于精英小众人群。城市一二线群体相对于急剧分化的其他社会群体，呈现出了很高的同质性，在“价格昂贵的硬件设备、并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与居高不下的网络费用”组建的信息护城河面前，他们得以接受特定的精神食粮与历史经验的喂养，并形成所谓的“大众”文化[4]。

　　用《读库》主编张立宪的说法，在 BBS 时代，上网本身就是过滤器，大家只要到了论坛，类似现在去一些上流会所，会默认周遭是具有足够学养和见识的人。所以，那时的争论能够对参与者形成有效积累，经常会有一个帖子底下动辄回复几百上千字的情况，所有人都在认真、老实地探究问题[16]。

　　2008 年，我看过一个电视节目，主角是一对乡村教师夫妇，生活之处很闭塞，每次接送学生都要经过陡峭的山路。当节目组提出帮其实现个人愿望，他们说没去过首都，想看看天安门、故宫和长城。耐人寻味的是，那年北京正在办奥运，所有去北京的人都为看鸟巢、水立方，显然这个情况处在受访者的认知之外。

　　这种“与世隔绝”的极端案例是什么时候消除的呢？没错，就是从 4G 驱动的信息化建设突飞猛进的 2014 年之后。在上表的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，中国社会才真正实现了“村村通网”，MAU，ARPU，GMV 值才终于不是炒概念。

　　在这个过程中，低线农村的信息触达是通过移动端实现的，即由纸媒/电视时代直接过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中间一环几乎断档。

　　新技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”地铺平渠道，只是方便了互联网行业在下沉市场坐收流量红利，可它既没有修复“下沉人口”的文化缺失，更谈不上填补文化缺失背后日积月累的经济失衡。

　　前面提到，文化脱节的根源是经济脱节，不过这个脱节首先反映在文化上——没有来得及参与信息事件、更新知识系统、建立思考框架、形成文化自觉的最大公约数，同掌握话语权、输出观点、进行创作的少数精英群体，存在着深刻的疏离感。

　　x 博士的快手文、奇葩遍地的《谭谈交通》和《1818 黄金眼》、被小镇青年捧为票房赢家的《前任3》，也都出现在“搜索-推送”的时间入口尚未缝合的空当。城镇化让数字信息飞速流动后，揭开了这样的现实——没有文化下渗、举世大同，只有“下里巴人”包围“阳春白雪”的镜像。

　　为什么是“下里巴人”包围“阳春白雪”，而不是相反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报告可以告诉你：截至今年 6 月，国内网民学历结构如下——小学及以下网民占比 19.2%；初中、高中/中专/技校学历的网民占比分别为 40.5%、21.5%；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仅为 18.8%[14]。
 

也有人说，社区团购是大势所趋，好比汽车代替马车一样，历史没有同情马车夫，同样的，对菜贩子、小摊贩的怜悯是多余的。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时代潮流浩浩荡荡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

　　还有美团非官方的隔空回应，有人援引“人民日报”报道说，社区团购造就了新的就业方式——“团长”，这跟当年的“外卖小哥”一样，也是互联网诞生的新的就业。

　　上述几种辩护逻辑，恰恰反映出大众对社区团购的恐慌所在：以效率为名的无限掠夺。

　　以上几种辩护有它的可取之处，但仔细想想，却是站不住脚的：

　　比如第一种效率观点的问题：效率提升不是社会进步唯一的尺度。2020 年“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”回响还在，倘若以绝对的效率尺度来说，美团外卖就应该一分一秒的彻底锁定外卖骑手？

　　我们必须牢记训导，“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”。

　　大众对互联网的恐慌或许也因为，每一个鲜活生命在互联网都变成了数字 0 和1。对效率的盲目追求和崇拜，恰恰是新生代企业家的视野盲区。

　　新生代企业家以睥睨众生的姿态，只有数据基础的效率和利润追求，才是真正的担忧。

　　第二个观点，也有它的问题，社区团购固然是满足了部分消费者的需求，但汽车代替马车进行类比，是不成立的。汽车代替马车，是一个缓慢的进程，汽车诞生于 1886 年，第一张汽车牌照和驾驶证诞生于 1893 年，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却是在 1931 年才建成的。美团外卖是 2015 年开启外卖大战的，短短 5 年时间，做到了覆盖全国主要城市，从速度来看，社区团购如果是代替小菜贩、小摊贩，不会像汽车代替马车那样“润物细无声”的进行，相反，却是急风骤雨般进军——美团的“优选事业群”在 7 月成立，美团创始人王兴对投资人说过，计划在 2020 年年底覆盖全国 1000 多个市镇。

　　渐进式的改良进步与急风骤雨般颠覆或破坏性重建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从“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”到社区团购的舆论反弹，以美团为代表的新生代平台应该反思，甚至包括整个互联网：破除对效率的盲目追求，破除对速度的盲目崇拜，破除只有 0 和 1 的数字观。数字之外应该有更多人文思考，而非简单的以效率为名、以速度为名的商业追求。

　　第三种辩护理由就更显荒谬了——别只看到社区团购诞生了“团长”这一职业，可是一个团长背后究竟需要多少个小菜贩、小摊贩来转化呢？社区团购所谓的“破坏性重建”，重建的就业和破坏的就业，孰轻孰重，有没有一个具体可以参考的数字标准呢？数百万小菜贩和几万团长，又孰轻孰重？

　　事实上，社区团购愈演愈烈，不少地方的团长群里，团长都在恐慌，他们的工作最终会被外卖小哥或美团这样的平台所取代。互联网的无限游戏是的终点是“去中介化”，团长其实也是中介，并不是像外卖小哥那样是必须品。

　　拿网约车、外卖甚至电商，为社区团购辩护，也是不合理的。社区团购与此前的网约车、外卖、电商，其实也不是一回事。

　　网约车，除了为既有的出租车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之外，它对社会的价值和贡献还在于，通过网约车将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大量租车、黑车，放在了互联网监管之下。此外，出租车原本是有准入机制的市场，网约车是值得鼓励，是进步的。

　　外卖的诞生，在于它满足了人们便捷的需求，并且外卖的大量供给，也是源自传统的线下餐饮店，这是餐饮服务的进步，更重要的是，美团外卖并没有颠覆或破坏原有的线下餐饮，而是为它们提供了提升服务的可能性。事实上，外卖的产业链条十分短，是在餐饮店与用户之间，美团外卖只是强化了餐饮店之间的竞争，并没有破坏或颠覆原有的产业链条。

　　与外卖截然不同的是，社区团购所涉的生鲜蔬菜，比外卖更长的价值链条，社区团购的本质是“去中介化”，就是将生鲜蔬菜流通链条尽量缩短，这也是人们对社区团购恐慌的原因所在——“去中介化”，是否意味着为了几毛钱利润而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的小菜贩、小摊贩无端地被时代抛弃？

　　诚如著名媒体人张凤安所言，多少罪恶以自由之名，就有多少破坏掠夺以创新之名。社区团购如火如荼的发展，说明它的确满足了市场需求，究竟社区团购未来如何，有争议才能有进步。

　　只希望，互联网或者说新生代的互联网平台在企业战略和执行中，不应该只有效率不顾公平，只有数字不看个体，只说创新不顾破坏。

 

（编辑：济南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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